本文發表於影響力編輯室專欄。
社群媒體平台經過過去 20 年的發展，已經呈現與最初完全不同的樣貌。當初臉書發明並被大家所廣泛使用時，最核心的使用情境仍是以社交為主，人們可以在網路上和自己的親朋好友互動、維繫關係。然而，現在的社群媒體逐漸失去了早期「社交」的本質，更多使用者逐漸習慣成為內容的被動接受者，而非主動參與對話或互動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許多人開始思考我們是否應該尋求轉變了？
影響力編輯室接下來將以「替代性社群之路」系列文章，希望透過現況的挑戰、困境，和大家一起討論「未來的社群媒體應該長什麼樣？」
現今社群媒體平台的困境
🗣️ 演算法造成的「回聲室效應」
社群媒體平台當然希望讓他的使用者留在平台上的時間越久越好，我們常聽到的演算法，就是透過你的使用習慣，交由系統判斷你會喜歡什麼樣的內容，並且不斷把這些內容推薦給你，讓你不斷地留在平台上看下去。
可以一直看到自己有興趣的內容聽起來沒什麼不好對吧？如果使用者只是為了看些娛樂性的內容當然沒有問題，但當我們已經習慣從社群媒體接收和公眾事務、時事等資訊時，這樣的機制就容易使我們只能看到與自己相近的觀點，而沒辦法看到更多元、不同的聲音。
這樣的效應又被稱作「回聲室效應」，形容使用者被困在演算法中，不斷地聽到、看到類似的內容，最後大家便漸行漸遠，更難產生有效的對話、取得共識。這也反映在社群使用者的實際感受上，根據 2024 年的台灣網路報告，有高達 82.12% 的台灣網路使用者認為，網路上的留言環境整體是呈現對立狀態的，而且這個數據有逐年升高的趨勢。
🗳️ 政治操弄與影響力的集中化
還有另外一個大問題是，現在的社群環境局限於幾個主流平台，掌握在私人企業、甚至個人手中。舉例來說，在 2024 美國大選競選期間，光是馬斯克 (Elon Musk) 一個人在 X 平台的推文觀看次數，竟然是所有美國國會議員加起來的 15 倍之多！
除了像馬斯克這樣的科技巨頭以外，平台上的網紅、影響力者，在掌握流量的同時也掌握了議題的話語權，我們已經多次看到網紅運用自身流量發生、對社會議題進行評論，但卻因為缺乏專業度、甚至看了錯假資訊，反而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案例。
當社會議題的討論主導權掌握在少數影響力人士或網紅手上時，公眾很難即時、有效地理解現況並進行討論。舉例來說，2024 年台灣總統大選期間，有網紅發布誤導性的言論，因缺乏即時有效的應對，導致許多閱聽人接收到錯誤訊息，逐漸產生對選舉制度的不信任，甚至引發對民主制度本身的質疑。
許多調查也發現使用者們正認知到這個困境，像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針對網路假資訊的跨國研究報告發現，人們認為在眾多資訊管道中，社群媒體的資訊是最不可信的。而在台灣的情境中，則是有超過七成的使用者認為，網路上針對公眾事務的資訊，很多背後都是特定組織在進行操弄。
💻 平台的言論審查與資料安全問題
另外，平台本身用什麼策略處理自己的扮演的角色也是一個議題，像是臉書就不斷被人質疑，是否有針對用戶的言論進行審查，像是透過演算法降低政治性或特定立場的內容觸及率。更明確的例子，也有像是抖音被證實將用戶資料傳送至中國，遭到各國政府開罰、甚至勒令出售的情況。
有關這些狀況，台灣不僅無法獨善其身，更是處於挑戰的最前線。先前，臉書前員工吹哨揭露並於美國國會作證，公司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，主動審查與台灣、香港有關的敏感內容。此外，根據國際智庫「民主多樣性機構 (The V-Dem Institute)」的調查，台灣因特殊的政治環境，早就成為全球受到來自中國錯假訊息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，資訊戰的強度遠超過其他民主國家。
對社群媒體的未來想像
🥸 我們曾經做了什麼嘗試？
縱觀這些挑戰，社群媒體雖仍具備高度影響力，但作為公共討論與社會參與的環境顯然有諸多缺陷。這不禁讓我們思考，若希望未來社群媒體能扮演更健康的公共角色，我們應該怎麼做？
因應這些挑戰，過去幾年來各國政府、民間團體試著透過不同的策略回應。例如澳洲政府在 2023年推出了全球最嚴格的規範，禁止未滿 16 歲的青少年使用包括 TikTok、Instagram 在內的所有社群媒體，以避免青少年過度沉迷、或被不良資訊影響。
相對地，歐盟則透過《數位服務法》（Digital Services Act），要求主流社群媒體必須定期揭露演算法推薦邏輯與審查標準，試圖透過監管、提高透明度來降低社群媒體對公共討論的不良影響。受歐盟啟發，台灣也曾為了處理「無法可管」的狀況，試圖推動類似的「數位中介法」，但由於尚未取得社會共識而暫時擱置。
🔮 對新型態社群媒體的想像？
而除了試圖直接改變、限制這些主流平台，亦有許多嘗試希望能夠發展出「替代品」，畢竟當初的臉書、TikTok也是橫空出世，掌握人們的注意力，在下個 20 年，有沒有不一樣的可能性？
